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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態與表結:2008廣州三年展略評(王家浩)
       

      王家浩

          以一篇篇幅有限的文章評述一個大型的、集合式的雙(三)年展,總會面臨這樣一種困境:策展人拋出的議題文本與藝術家提供的作品之間盡管互有詮釋,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交錯的“因”“緣”關系。
          通常,一件作品可以更容易地被歸結到策展人的議題文本的語境中,并找到較為直接的詞語連接(依據類似的原則,一個作品也可能適用于不同的展出策劃議題);但是如果觀眾嘗試著從策展人的議題文本出發,卻似乎很難令人滿意地找到直接回應的作品。因為雙(三)年展已不再如這一展覽機制初現時那般,僅僅是在一定的主題與范圍的界定中,匯合已有的作品與文獻的展示了。不過也許這種作品對于策展文本的力為“因”與策展文本對應作品反倒是力弱為“緣”的現實,恰恰正是當代藝術在面臨策展人的意圖在展出中更為突顯時,所迸發而出的意義的破解密碼,以及在觀看有別于其他展出活動的當代藝術展時的樂趣所在。
          而此次名為“與后殖民說再見”的廣州三年展,盡管在組織模式上與目前流行的雙(三)年展具有相似的結構,但是策展人的議題文本卻采取了更為激進的策略。它并不同于其他的頗具趣味卻隱匿了專業語境的引導性話題;也不是為了最終呈現一個更適用于獲得表象快感的藝術嘉年華式現場的主題。也許我們從標題的字面上尚不能明確地區分出所謂“再見”是針對“后殖民理論”或是“后殖民批評”?但是依然能察覺到(與策展人的學識背景有關的)對已有的文化政治的知識體系進行嚴肅討論的基礎。同時也能從策劃文本中充分地感受到策展組成員針對當下的時代“危機”展開的 “上屋抽梯式”的批評視野的企圖心。
          這種企圖心甚至是以一種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與藝術家的創作“對峙”的姿態,將潛藏于當下的現實與藝術語境的深層焦慮一并地裹挾于展廳的現場。與一系列的提問和行進式的計劃共同交織集合而成,卻被充分專業化了的破解密碼,并不是為了彌合大部分觀眾與當代藝術之間的隔閡所作的努力,倒是增強了解讀邊界的不確定性,而讓展廳的現場不再僅僅成為一個觀看的對象。
          作為參加了此次展出和流動論壇最后一站的我看來,策展文本中所顯示出來并不只是為了探討一種位于現實處境中的迂回或遠離,是否理所當然的針對“后殖民”。其更為強烈的意圖卻是對當下的現實與話語相互交織境遇中的藝術,在進行新的實踐可能之前的一次叫停;以及如何回歸到“藝術”同時面向過去亦是未來,并在此刻得以交匯的重新定義。只不過在目前的藝術策展與批評領域中占據著主導性的話語恰恰是高度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的“后殖民”而已。而它又恰恰最能顯現當代藝術是如何在一種“漫無邊際的正確性”中逐漸地失去自身的創作活力與批判性,或已然成為了政治的一個假器。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策展文本中的一個頗有意味的直譯“意底牢結”,就不是一個互譯的文字游戲,而是為了避免人們對“意識形態”作出一種馬克思式的,或延續到曼海姆那里相對與“烏托邦”的解讀。而“意底牢結”更象是對齊澤克所謂的“社會意識即社會存在”等論斷的巧妙粘合。
          這便意味著,藝術將不再是政治的投射與隱喻,也不是對政治的批判與超越。而惟有此,藝術創作才可能回到藝術其自身的獨特性。如果我們宣告結構主義式的超級理性框架的破產,而因此世界不可能通過累積不同的差異組合部分才變得更加的完整,那么世界的呈現就注定是不完整的。此時藝術的定義將不再是藝術史的討論中所揭示的藝術之后潛在的與社會、文化和政治的關聯,藝術也不再處于一個理想世界中的某一個位置,或一個與世界平行的位置。只有當藝術內含于這個不完整的世界中,藝術才有可能找到其獨特性,藝術才有可能是不完整的世界的呈現。因此藝術最終如策展文本中所暗示的那樣才有可能不再成為政治的假器,而藝術即是政治。
          回及“后殖民”“政治”,不禁讓我們想起藝術展出歷史上一些相關的場景。例如威尼斯藝術雙年展上的毛利人的舞蹈,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的主題“倫理?美學?”都可以被指認為地緣政治與多元主義在藝術實踐中的肇始者。而“大地魔術師”的藝術展是中國當代藝術在自發的運動之后,獲得國際認可的第一個展出,之后被有的批評者理解為“自我東方主義”的前戲,而在建筑界類似的也有以“土木”之名的中國建筑展等等。這些現象中所蘊含的是相對性的后殖民與絕對性的全球化之間仍然不可協調的爭辯。
          而與以往這些行動軌道--借助于藝術機制現場的方式,以對藝術(或社會的)現實的批判,從而面向控制著這個現實的話語結構--所不同的是,“與后殖民說再見”看似與前一年剛剛舉辦的第十一屆卡塞爾文獻展“后殖民和全球化”的話題有關聯,但它并非一個設定了承諾的,甚至于以可能性為承諾意向的展出,而更應當被視作為一個階段性的劃定,一個有待開啟的知識歷史的定點。一次從全球化語境中裹帶出一系列詰問的再出發。在這點上而言,它似乎可以為其所招致的“說再見?而反陷入‘后殖民’巢臼”的質疑進行開脫。類似于?略诿鎸e人把他看作是結構主義者時所作的辯護那樣:“我設法做的,是把結構主義風格的分析引入到其直至目前尚未到過的領域……說有距離,是因為我談論結構主義,而不直接對它進行實踐,說有重疊,是因為如不談論其語言我就不想談論它!
          因此,作品在此次展出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策展文本的“表結”(借用意底牢“結”)而非藝術家自我的“表態”。
          與第一屆廣州三年展所作的中國當代藝術的十年回顧,和第二屆制造的一個與場館所在地緊密結合的地域性標本不同的是,此次三年展的視野源自更為寬泛的社會文化政治的“大現場”。因此此次三年展的展廳“小現場”的一個理想狀態應當類似博爾赫斯式的沙書隱喻--一個不斷被展開、無止盡的意義增殖。它并非一次以計劃的片段進入展廳并“凝結”為現場作品的過程--小現場對大現場的投射--而是通過觀看,將現場的作品轉化為非觀看的計劃。
          然而在傳播變得日益快速且廣泛的當代,人們看到作品的途徑多樣了,所能接受的信息的量也大大增加了,這使得大部分情況下,策展人與藝術家共同達成的一個現場,事實上更大的作用是為了獲得“展出”作為一種機制運作的認可,而遠超過現場的觀看。如果藝術需要成為藝術自身,即新的語境中的政治,那么展廳中的作品,只有在策展人試圖宣告的大現場真正地得以延遲為小現場之時,才可能與觀眾共同構成了一個通過再現進行意義對話的場所,隨之而來的問題即作品究竟被感知為場所性的還是文本性的,這也是梅洛龐蒂所謂的“意義”沖突的所在。
          在此次展出最終呈現的作品中,藝術計劃的數量遠大于直截的結果,我們似乎可以將此視作為策展人與藝術家們共同對策展的議題文本作出的回應。伴隨著展出的同時所爆發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也讓有的西方學者在流動論壇上坦言,這是否真的意味著西方價值體系的崩塌以及所謂的后西方社會的出現?在這一點上我們甚至可以將差不多同期進行的上海雙年展的“快城快客”和此次廣州三年展的“與后殖民說再見” 戲謔地比喻為從“商品經濟”到“計劃經濟”的轉型。
          而“與后殖民說再見”中的“再見”,在中文解讀中的一語雙關所帶來的歧義,似乎又道出了展出不得不在進入展廳之后所面臨的另一重現實境遇,即大部分沒有專業背景的普通觀眾恰恰是經由“與后殖民的再見”過程,才得以“再見”到后殖民這樣一個詞匯的。當越來越多的個體逐漸地意識到不可逆轉的全球化進程給其帶來的無法逃避并且逐漸加深圍困的現實時,我們又如何“與后殖民說再見”,還是不得不“再次見到”?或者是否可以反向地使用齊澤克式的諭示,“與后殖民說再見”意味著只有直面后殖民,才有可能與后殖民說“再見”?
          鑒于這篇文章將要在一個與建筑相關的雜志中發表,延續上述的個體這一話題,我重申一下我在流動論壇的第七站上發言中的觀點。如若要討論后殖民之于建筑的影響,應當將建筑物地域性的物質生產與建筑學知識體系全球性的流動分離開來,再回到作為一個個體身份的建筑師的內部,考察建筑物與建筑學分別對其所產生的作用,以及因此在其內部形成的疆界的討論,才可能獲得對這個話題更為有效的認識。盡管以此我也強調了在當下的現實情境中,有可能得出一個與建筑物完全有別的針對中介進行生產的結論,但這絲毫并不影響我們以上述的方法來考察中國建筑目前所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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